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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救济机制研究 ——以个案违约与整体犯罪冲突为视角 作者:孙国富、陈天鹏 发布时间:2011-05-24 17:18:49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引言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是两类不同法律性质的案件,一般情况下,它们相对独立,各自依据不同的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但现实生活中,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案件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审判实践中,将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的例子并不少见,存在着刑事追诉引发的民刑判决共存或冲突之问题。其常见类型是将经济犯罪先期当作经济纠纷处理掉,如诈骗犯罪先期按民事违约纠纷处理了,尔后又进行刑事追诉,该类案件从个案上看似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违约纠纷,但多起“个案”综合观察,加害方整体上已构成了刑事(经济)犯罪,个案违约与整体犯罪的判决冲突与调和,实务争议较大。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程序如何处理,受害方合法权益如何有效救济,立法及司法解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务操作更是方法各异,有悖于司法的统一。为此,本文立足实务,分析了刑事案件先期被作为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特点及成因,并对传统处理模式和救济对策进行了反思,以及试图重构合理的救济机制。

一、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救济实务

(一)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救济实例

一般意义上讲,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以下简称“刑事案件民事处理”)是指某一自然人或单位连续实施了数个行为或一个重大行为,造成相对人重大损失,该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但相对人却不知实施方已构成犯罪而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司法机关依据民事审判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后,但由于实施方已经触犯刑律、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启动刑事犯罪追究程序的审判情形。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可以说是刑民交织案型中的一种具体表现。下面通过实例予以说明:

【案例】被告(人)许某某于1997年间以“办厂做生意”名义向十洋居委会、十洋基金会、东关基金会、西关基金会各借款人民币5万元、25万元、15万元、20万元(共65万元未还)。2000年,出借方分别向基层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判决双方借款合同有效,被告许某某应偿还出借方各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共四案)。法院在执行中,以许某某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提请公安局立案侦查。案件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以(合同)诈骗罪提出公诉,法院(中院一审,高院二审维持)作出被告人许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的刑事判决,并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63万元返还受害单位。

上述案件系刑事诈骗先期按民事违约处理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许某某的一个客观行为(借款)似乎予以两次不同处理、两种不同定性,一个是民事纠纷(合同违约)、一个是刑事犯罪(诈骗犯罪),法院执行机关对生效的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感到无所适从,处于两难境地。

案例中的民事判决,单从个案民事诉讼角度审查,其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且双方当事人对违约之诉并无异议,但事后的刑事判决却认定行为人利用“借款合同”进行刑事诈骗,并作出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返还受害单位的刑事判决。面对似乎冲突的民刑判决,执行机关(基层法院)认为,中院决定对许某某作出刑事有罪判决之前,应建议基层法院先撤销民事判决,尔后再作出刑事判决,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目前出现民刑判决冲突的局面,还是对民事判决提起再审,裁定撤销原民事判决(并驳回原告的起诉)为妥。理由:1、下级法院服从上级法院判决,否则对中院的刑事判决提出质疑,还要牵涉到省高院;2、刑事犯罪受害人的财产权利之救济按刑事判决(追赃)执行,也减轻了法院的执行压力。

(二)刑事案件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刑事追究之实务检讨

法院对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后的刑事追究,审判实践中归结起来有四种不同的司法处理方式:

第一种处理方式:由于民事判决在先且未予撤销,故对尔后刑事诈骗案件的追诉不作犯罪认定,如某报以“已作出生效民事判决的法律事实—再提起刑事诉讼于法无据”为题,报导某法院对类似案件不作犯罪认定的处理结果。

第二种处理方式:先对原民事判决提起再审,撤销在先的生效民事判决,尔后进行刑事追诉;或中止民事再审程序,待刑事有罪确定后,再决定撤销原民事判决。

第三种处理方式:在先的民事判决不影响尔后的刑事案件审判,法院再次对被告人行为作出与民事判决不同的司法认定,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处以相应刑罚,并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返还受害人。本文案例即是第三种处理之明证。

第四种处理方式:在先的民事判决不影响尔后的刑事审判,法院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但在判决事项(内容)中不体现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内容。

实务做法可以看出,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后的刑事追究之处理方式涉及到不同的救济理念,案件基础事实的同一行为,由于司法机关的理解不同,可能会出现四种不同的法律处理结果。第一种情形会使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制裁,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及社会利益的维护;第二种情形在目前的法律语境中,其刑事追诉之程序较具正当性,但似乎增加讼累,对受害人救济不力;第三种情形似乎一个行为重复定性、重复处理,被告人两次返还其所得,不符法理及常理,且法院在强制执行中该依据何份判决书无所适从;第四种情形会使执行机关在财产执行时该如何执行亦倍感疑惑,虽然刑事判决不涉及违法所得的返还问题,重复执行避免了,但执行机关是否可依据民事判决执行,不无疑问。以上不同处理后果,可以看出审判实践中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后的救济机制尚未理顺,实务的不同处理不仅涉及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之救济,而且也会影响法制统一,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二、刑事案件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特点及成因

(一)刑事案件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特点

1、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显隐交织性。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先期能按民事纠纷处理,说明该类案件具有刑事违法隐性化与民事纠纷表面化的交织性特征。根据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犯罪构成是确定刑事责任根据的判断标准,犯罪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在诈骗等经济犯罪中,行为人的犯罪主观动机较难把握,且行为人指向的行为对象的数量大小亦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如本文案例中如何判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难度较大。从个案看,被告人的行为涉及到合同违约或合同欺诈之问题,其个案民事违法明显,但从单个民事行为的主观动机看,一时是很难判断被告人具有犯罪故意,然而,将数笔借款合同结合在一起分析,被告人的整体刑事违法性就会凸显。被告人主观故意可以说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穿梭于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之间,被告人实际上是在连续实施有预谋的系列犯罪行为,属于刑法上连续犯。受害人往往不知道被刑事欺诈,也没有法律意识向司法机关刑事报案,结果将刑事犯罪误认为是民事违约而诉诸民事救济,在民事诉讼中也几乎没有任何一方会提出诈骗之嫌疑,且司法机关稍不注意也极易将其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判,被告人也循此逃避了刑事制裁。

2、行为方式民事化与行为对象分散化。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多发生在侵犯财产、人身权利等案件中,特别是侵财案件居多,因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涉及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损失案件大都通过刑附民诉讼方式予以解决,或者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解决民事赔偿之问题。现阶段,刑事案件民事处理的侵财案件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这类犯罪被告人精心策划、手段隐蔽,一般情况下都以普通民商事行为方式实施,如出具借条、许诺给予较高利息、订立合同等,行为要件也具备民法规定的表征形式,危害后果尚未完全呈现时,受害人难以识破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有时还会将其当成合作伙伴,发生纠纷时误认为是经济纠纷。并且,被告人在实施“民事化”犯罪时一般不是只实施一次犯罪行为,而是针对不同犯罪对象、采用同样手段跨时间、跨空间的多次实施。只要受害人没有聚在一起讨论分析,或者不同原告的几个“民商事”案件不在同一审判组织同一承办人审理,其犯罪行为就不易被识破。行为对象的分散化,容易导致司法人员困限于局部个案民事之纠纷,而理不清整体案件犯罪之性质。

(二)刑事案件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成因

1、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及司法认知的有限性。刑事案件民事处理之现象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和法律因素。如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在实践中不容易区分,给被告人造成可趁之机,被告人常常借口办企业或扩大生产规模缺乏资金或邀请合伙人入股等进行犯罪活动;受害人被类似商业经济行为所蒙蔽也没有及时识破骗局,一旦被发现被告人就辩解是经济纠纷、不构成犯罪;侦查机关有时由于取证难或者对证据看法不一,担心办错案,也不敢轻易立案定性。法院立案部门一般只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进行形式审查,民事审判庭与公安机关平时也没有信息交流平台,沟通渠道不畅,司法人员因司法认知的有限性,未能发现犯罪嫌疑,或拿不准而不敢轻易移送。

2、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强化及受害人防范意识差。刑事诉讼是一种“公权诉讼”,其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往往与国家的宪政秩序相关联,而民事诉讼是一种维护民事主体私益的“私权诉讼”,虽然其与“规则之治”也有映射,但主要目的系在于解决纠纷。现阶段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强化,倡导意思自治之处分原则,于公共利益及善良风俗无害之情形,法院不主动干预当事人双方无异议的民事行为,强调民事诉讼的诉判一致性。民事审判法官由于相对缺少刑事审判经验,对刑案敏感能力不够,不能强求其从“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犯罪,且不甚明朗的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后,民事法官似乎也认为达到了纠纷解决之目的。并且,受害人多数受高利润引诱,想短期内获得回报,结果被骗,同时法律知识薄弱,受骗后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寻求法律救济,结果往往认为是被告恶意拖欠而诉之民事救济,这样,刑事案件被民事处理的概率也增加了。可以说,刑事案件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事例防不胜防,我们无法苛求民事法官,他们即使炼就了火眼金睛,也难以保证万无一失。

三、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刑事追诉正当性分析

(一)刑事案件按民事侵权处理后的刑事追诉正当性分析

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的刑民交织案件中,刑法与民法在判断同一行为时产生了竞合,而法规竞合之目的在于对危害社会的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规范,为的是更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刑事诈骗行为的实施同时触犯了两种规范,产生了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行为人(包括负有赔偿义务的主体)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民刑交织案件中对案件基础事实的同一行为的判定,有两种情形可以允许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的共存:第一种是刑事犯罪判决和民事侵权赔偿判决共存;第二种是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补偿判决共存。民事侵权(赔偿或补偿)判决与刑事犯罪判决的共存有着合法合理之依据。其合法依据在于,最高院《关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了受害人在通过刑事诉讼不能退赃、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予以解决,该规定说明了刑事判决与民事侵权判决可以共存,其中民事侵权赔偿被告人就是刑事犯罪人,而民事侵权补偿被告人不是刑事犯罪人,而是负有赔偿义务的主体;其合理依据在于,刑事诈骗等侵财类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据行为严重程度有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之分,两种责任内容不同,不存在责任重复,刑事责任的追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追究。因此,法理上讲,当刑事案件按民事侵权赔偿或补偿处理后,其刑事追诉程序启动有其正当性,与“一事不再理”原则不相违背。

上述分析可知,刑事案件按民事侵权处理后的民刑判决具有法理上的相容性,但从“解释论”角度,我国司法解释选择的是“先刑后民”的诉讼模式,对经济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不仅不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且也只能在法院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不足之后,受害人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虽然有学者对“先刑后民”诉讼模式提出质疑,但可以看出,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侵权处理后的刑事追诉程序也存在现行立法支持的缺失与障碍。并且,即使“立法论”角度上认可了刑事追诉的正当性,但由于民事侵权判决在先,尔后刑事判决也须顾及到与民事判决的协调性。

(二)刑事案件按民事违约处理后的刑事追诉正当性分析

关于个案民事违约判决与整体刑事犯罪判决能否相容,学者间有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同一借款合同下,不能既判决借款合同有效,又判决“借款合同”诈骗,在先民事判决未经法定程序撤销不能进行刑事判决;第二种观点:对同一借款合同,可以允许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的共存,在先的民事判决并不影响尔后的刑事判决。

第一种观点理由:对民事判决在先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违反了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及“一事不再理”原则,且证据规则表明已为生效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系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借款”诈骗的指控应当不证自撤。

第二种观点理由:先有民事裁判后有刑事裁判,因其适用不同性质的裁判程序,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民事裁判系对借款合同的还款责任追究民事责任,而刑事裁判系对诈骗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分属不同法律事实下的不同法律责任。同时证据规则亦规定,生效判决和公证文书一样,其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有新的事实能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外,刑事审判应当以新的事实为根据。

审判实践倾向性观点认为,个案民事违约判决生效后,再对同一借款合同关系发动刑事追诉程序,认定合同诈骗,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因为,该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都是对合同产生的行为事实、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的事实与合同履行事实进行审理,在民事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不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生效民事判决,而直接再判决认定借款合同诈骗,造成对“一事”的不同法律认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有损法院判决的权威。

以上可以看出,理论界两种观点对审判实践均有不同程度的映照。一方面认为,在先的民事违约责任判决不撤销情况下,进行刑事追诉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另一方面,审判实践中刑事判决又往往不顾及在先的民事判决,并以“刑事优先权”自居,以致造成审判与执行相脱节,有损于法的安定性。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法律“解释论”语境中,对案件基础事实的同一行为似乎不存在民事违约判决与刑事犯罪判决相容共存的可能性,在未撤销民事违约判决情况下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其正当性受到一定的质疑,因此,司法实践才会出现刑事案件民事处理的防范救济之问题。

四、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常见救济模式与困惑之剖析

(一)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常见救济模式

在“先刑后民”或“刑民分审”的情况下,民刑判决一般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民事法官与刑事法官都已经知晓同案事实有两种诉讼程序予以审理,所以,其在事实认定与判决理由方面会注意判决的一致性,以避免冲突之争议。在“刑民分审”中,即使民事审判将案件以民事争议先行处理了,民事法官通常仍以民事侵权(赔偿、补偿)之诉予以处理。上文分析可知,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之判决具有相容共存之特点,因此,此类刑事案件即使按民事侵权纠纷处理了,法理上亦不存在程序冲突之防范。但由于目前司法解释的限制规定,司法实践中仍须防范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侵权纠纷处理了,以及刑事案件按民事侵权纠纷处理后的救济对策之虑。

在“先民后刑”的情况下,从“解释论”视角看,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违约处理后的民刑判决冲突难以避免,因为在先的民事判决未能发现犯罪嫌疑,民事判决系认定“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而在后的刑事判决又认定“合同”诈骗,被告应承担刑事责任并追缴违法所得。为此,审判实践倾向性观点与对策认为,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其民事判决是发生法律效力的,未经过再审撤销原判的程序,不能阻止其效力的发生,法院也没有理由不予执行。从刑事追诉程序正当性出发,在刑事程序发动前(或进行刑事诈骗判决认定前),应当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先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尔后进行刑事判决,才能有效避免判决的冲突。

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在民事判决未撤销情况下,尔后刑事诉讼中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人构成刑事犯罪,在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共存的情形下,其程序如何处理?目前审判实践中有两种救济模式:第一,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在先的生效民事判决,以避免判决的冲突;第二,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7项或第11项之规定作出补正裁定,建立修正判决的裁定制度,以解决先民后刑情况下出现的民刑判决冲突之问题,以维护司法统一和判决权威,避免当事人的进一步讼累。

(二)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救济困惑之剖析

刑事审判程序启动前先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的确能有效避免民刑判决之冲突,但这种救济模式在操作程序上也可能存在问题,因为案件最终属于刑事犯罪抑或民事纠纷,取决于刑事审判结果,如果刑事判决最后认定无罪,而在先的民事判决又已被撤销,在尴尬之余,岂不增添了讼累,也对民众的法律信仰塑造无益。当然,这或许是为防止民刑判决冲突而先改变生效民事判决,系追求刑事追诉程序之正当性而不可避免发生的错误成本吧!笔者认为,刑事案件按民事纠纷处理后,在刑事审判程序启动前先撤销民事判决之方法不甚妥当。从“解释论”角度,较佳的程序对策是:在刑事审判程序启动前,先建议原审法院对原民事判决提起再审(若案件在执行程序中应裁定中止执行),尔后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民事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作进一步处理。如果刑事判决认定无罪,则再审应维持原民事判决。但这种处理对策亦有困惑之处,因为原审法院(审判监督庭)不拿到刑事判决书,是不会轻易启动再审程序的。针对这种困惑,笔者认为,可以将民事再审与刑事审判定位于同一审判机关,由承办该刑事案件的刑事审判机关对原民事判决提起再审程序,以避免案件认识上的分歧。这种对策也有立法上的借鉴参照之处,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亦规定了刑事审判组织可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审判组织审理民事诉讼案件在法律层面上不存在大的障碍。

刑事审判程序终结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在先的民事判决,实践中也有困惑。例如刑事诈骗按民事纠纷处理案件有一个特点,对被害人来说追回本金及损失是最重要的,民事侵权处理的实际结果是返还本金及赔偿损失(相当于利息损失);民事违约处理的实际结果也是返还本金及利息,民事判决的实际结果是合乎常理的,只是民刑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关系认定和判决理由发生不一致,但被害人追求的是结果而不是理由,从救济机制的效率性看,启动再审程序增添了当事人的讼累,同时从个案民事诉讼程序来看,其民事审判并无明显违法,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不仅让原民事判决有错判之嫌,而且对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无益。

刑事审判程序终结后,通过建立修正判决的民事裁定制度,以解决民刑判决执行冲突之问题,理论上也有困惑。民事裁定是法院对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和个别实体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定,民事裁定主要解决程序问题。民事裁定即使就某些实体作出处理,其实也并非对实体问题的最终处理,如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7项规定的裁定仅仅适用于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第11项规定的“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虽然属于弹性条款,但主要适用于民事立法中尚未考虑过的其它程序事项的处理,而不是与判决一样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后的民刑判决冲突情况下,若需要撤销在先的民事判决,其涉及到案件实体问题的最终处理,所以,直接用民事裁定的方式撤销生效民事判决,显然有些不妥。生效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不能随意撤销,如果未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允许裁定的方式撤销生效民事判决,那么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又如何维护?

五、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救济机制之反思

(一)刑民交织案件“先刑后民”处理机制之质疑

“先刑后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共同确立的解决刑民交织案件的基本原则,系指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则应当先对刑事问题进行侦查、审判,再对相关的民事纠纷或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从本质上看,“先刑后民”体现的是公益优于私权的原则,但现代法治理念认为,即便是被认可和保障的公共利益,也是为私权的实现而设立的。先刑后民只是处理民刑交织案件的一种处理模式,并不是绝对的天然法理。先刑后民原则主要有以下内在缺陷:1、先刑后民可能严重阻碍被害人的利益救济,我国刑事审判中未确立缺席审判制度,民事诉讼长期受制于刑事案件,倘若犯罪嫌疑人未能抓获,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岂不就永远不能解决?2、先刑后民对原告民事权益救济途径造成一定的限制,客观上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被告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创造了条件,对原告的诉权产生不利影响,造成了事实上的讼累;3、有些案件不能实行“先刑后民”,反而只能实行“先民后刑”才符合案件的特点和审判规律,如商业秘密等部分知识产权案件应实行“先民后刑”处理模式。

为此,笔者认为,规则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是用来提高效率实现正义的,刑民交织案件无论是实行“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或“刑民并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观念上应认识到刑与民没有绝对的先后顺序。“先刑后民”只是一种司法处理模式,司法应当尊重当事人与受害人的选择权。刑民交织案件中“先刑后民”处理模式,反映了当前司法活动的现状,但其立法规定明显滞后,今后应当予以完善。

(二)个案民事违约与整体刑事犯罪的法理重读

司法实践中,与民商事违约纠纷有关的经济犯罪主要有(合同)诈骗罪,个案违约与整体犯罪的民刑判决冲突主要涉及到对于以诈骗犯罪手段签订的合同效力问题的认定。从法理上讲,对于欺诈行为的法律控制应当由法律行为制度、侵权法制度以及刑法制度共同来实现,其中法律行为制度在于保护受欺诈人意思自由的作用;侵权行为法着眼于令欺诈人承担赔偿责任,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而刑法制度则偏重于对情节严重的欺诈行为施以惩罚性制裁。但在我国法制实践中,对欺诈行为的法律控制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一方面,我国《民事通则》笼统地认定无论是受欺诈的意思表示人还是欺诈人、虚假表意人,实际上都不受合同责任制度的约束,但另一方面,我国刑法规范又作出与此不协调的规定,刑事诈骗犯罪以欺诈财产的数额为基本构成要件,而对于以假借合同名义从事的诈骗行为来说,只有在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又采取欺诈手段同个人或其他组织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给对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时,才构成诈骗罪。由于我国法制实践缺乏侵权法上的欺诈行为之司法制裁,刑事案件按民事纠纷处理的审判实践,也较少发现其先期按民事侵权处理之情形,并且个案民事违约与整体刑事欺诈之判决冲突中,人们常常有刑事判决优先的理念,认为以诈骗手段签订的合同必定无效,个案民事违约判决必定错误。

笔者认为,同一欺诈行为,如果同时符合刑事诈骗的构成要件,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妨碍民事责任或民事法律后果的承担,以诈骗犯罪行为手段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之效力并非当然无效。主要理由:

第一,从法律角度讲,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指合同的内容以及合同内容所体现的法律关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而不应当是签订合同的手段。如当事人订立买卖伪造货币的合同,因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我国民法关于影响合同效力的违法,虽也指向合同目的违法,但主要系指双方所意欲之目的违法。刑事诈骗行为是情节严重的欺诈行为,但从合同法的角度讲,仍属于欺诈行为范畴,并且采用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一般只涉及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而不直接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特别法(《合同法》)优于普通法(《民法通则》)之原则,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故以刑事诈骗行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仍可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权利选择归位于受欺诈方,受害人不主张合同无效或侵权,而以合同违约提起民事诉讼,虽与传统见解有所不一致,但与法理并未明显相悖。

第二,从社会效果上讲,认定以刑事诈骗行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更有利于保护被欺诈方的合法权益。因为法律不承认无效合同的履行利益,对被欺诈人来说,采取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固然能防止犯罪分子非法获得经济利益,使受害人的财产恢复原状,且不说追缴或退赔在执行实践中困难重重,而且合同无效时欺诈方承担的经济责任反而比合同有效时更轻,但受害人更关心的是损失的弥补,何以说服?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欺诈有为侵权行为而生损害赔偿责任者;有犯罪行为而应受刑事制裁者;然依欺诈而为意思表示之救济效力如何,则为另一问题。故此,按法理重读后的理念,刑事案件按民事违约处理后的民刑判决之基础仍具有调和性,在先的民事判决并非一定要予以撤销。

(三)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刑事判决内容之重塑

从“解释论”角度分析,我国司法解释选择的是先刑后民原则,未经刑事判决和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程序,法院不得先行作出民事判决,包括民事侵权判决和民事违约判决,不然,在先民事判决虽然已生效,但仍应予以撤销。而上文分析可知,在“立法论”角度,该类刑民交织案件“先民后刑”司法处理后的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仍具有调和的法理基础。笔者认为,只要重构刑事判决内容,民刑判决冲突就可以避免,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得到合理的执行救济。

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后的民刑判决共存中,如民事侵权判决判定被告应返还本金及赔偿损失(民事违约判决判定被告应返还本金和利息),而刑事判决又责令追缴违法所得返还受害人,似乎有重复返还与执行冲突之嫌。为此,笔者认为,刑事案件民事处理后的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的刑事判决内容应当重构,追缴或责令退赔内容应不作为刑事判决之事项。主要理由:

1、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本来就不属于犯罪分子,刑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或责令退赔并不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更不是一种刑罚。

2、刑事判决追缴或退赔如何执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其实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或责令退赔无需当事人申请而启动,也不具有民事强制性,被害人依据刑事判决书追缴或退赔内容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一般不会予以立案。

3、司法机关依职权追缴或退赔在实践中所针对的是司法机关在侦查审理阶段已经掌控的犯罪分子之违法所得,而法律对司法机关没有掌控的违法所得如何强制追缴或退赔没有程序规定,实际执行效果也不太好,因为被告人在判决前不积极退赔,很难想象判决后会积极主动退赔,且司法机关在侦查审理阶段未发现与掌控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其在刑事案件审结后也很难发现与掌控。

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民事判决已判定被告应当返还本金及相关利息(或赔偿相关损失),为避免民刑判决执行冲突,那么如何在刑事判决书表明司法机关对已经掌控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处理意见?笔者认为,该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应当说明司法机关已经掌控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去向状况,即违法所得被司法机关扣押冻结在何处以及返还受害人的情况;在刑事判决书的判决事项(主文内容)中不体现追缴或退赔之判决内容,而在判决书的判决理由部份(“本院认为”),法院应当表明对司法机关已经掌控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处理意见,如追缴违法所得返还受害人或上缴国库等;法院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责令被告人退赔,并根据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六、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救济机制之重构

(一)重构视野下的救济机制之解读

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救济模式在审判实践中亟待共识,笔者认为,重构视野下的救济机制可以作如下解读:

1、正确认识与定位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制度功能。刑事诉讼的制度功能在于追究犯罪行为实施人的刑事责任,其法律效果的本质是惩罚,而民事诉讼的制度功能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纠纷,调节失衡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其法律效果的核心是救济。刑事处罚主要依行为而定罪,打击的重点是犯罪人的行为,并兼顾危害后果来衡量罪与非罪,受害人财产损失的恢复与弥补不是刑罚所寻求的法价值,而应当让位于民事诉讼所具有的制度功能。

2、法律应当赋予刑事受害人对其民事权益救济渠道的意思自治权,司法应当尊重当事人对民事裁判救济与刑事追赃救济的选择权。刑民交织的案件审判应当区分刑事制裁与民事救济之重点,充分发挥两种审判职能作用。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行为就应当发挥刑罚的惩罚与预防功能,只要尚未超过追诉期限的,就可启动求刑、量刑与行刑程序,对犯罪行为给予刑事制裁。对于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财产权利和物质利益,属于民事责任之范畴,公权不宜过多地干预私权,法律应当赋予刑事受害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权,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民事救济或刑事追赃渠道。

3、改变“先刑后民”的传统观念与处理模式,刑事审判前先期进行的民事权益之救济判决,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认可。刑事审判不应以犯罪对象(如财产、债权)是否经过民事审判为前提。一旦受害当事人首先选择民事救济,法院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形成既判文书后,尔后在刑事追诉过程中,除非民事判决认定的基础事实明显错误且当事人提出异议,法院应当维护生效民事判决的法律权威,而不宜改变其既判力,否则将使已归平静的社会经济秩序又陷入不确定状态,有损法的安定性之宗旨。当然,如果刑事审判前的先期民事诉讼尚未审结时,为避免民刑审判法官案件认识上的差异而造成不必要的事实认定冲突,在刑事审判不过分延迟时,可裁定中止民事案件审理,待刑事判决确定后再行裁判。

4、为避免民刑裁判相互抵触引起执行冲突,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的刑事判决,其判决事项(主文内容)中不宜体现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内容。刑事判决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份可体现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内容,但在判决事项(主文内容)中不予体现。刑事追诉程序中已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违法所得部份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应予以扣除。正如台湾胡开诚教授所言,因犯罪行为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其定须与刑事责任分别诉究而绝对不许一并确定,不然,有时不仅徒增重复和诉累,而且将会导致同一事件民刑裁判相互抵触的结果。

(二)重构视野下的救济机制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回到本文案例中,笔者认为,在救济机制的重构视野下,本案可作如下解读:被告人许某某以诈骗手段与受害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由于受害方在民事诉讼中不主张合同无效,而以合同违约诉至法院,法院应当尊重受害方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选择权。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定被告许某某承担合同违约责任,返还本金及利息,其处理结果无损当事人双方的法律感情。法院的民事责任判决表明了被告人的行为具有民事违法性,其与被告人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认定并无矛盾,与“一事不再理”原则并不冲突。由于案件基础事实同一行为的民刑判决相容可能性,在不固守“先刑后民”传统思维之司法处理模式下,法院在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之前,不必对原民事判决提起再审,避免了原民事判决的执行回转之问题,在先的民事判决不影响尔后的刑事审判,但尔后刑事判决的判决事项不体现追缴之内容。这样,法院在强制执行中理顺了执行依据,既能避免重复执行,又无疑惑之处;既充分实现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利之救济,又保障了救济程序的正当性。

结语

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是审判实践经常出现的现象,传统的程序处理办法不是保护刑事犯罪受害人权利的最佳方法,也不是司法机关最有效率的程序对策,探寻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是司法机关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刑事犯罪财产受害人最为关心的是财产权利之救济,司法机关应当摒弃“先刑后民”的僵化思维,尽量扩展民事权益之救济途径,那种以刑事追缴优于民事救济的传统观念应当转变。刑事案件先期按民事纠纷处理后,我们不应当妄加指责民事审判的正当合法性,哲人笛卡尔说过“存在即合理”,虽然常人认为存在的并不一定“合理”,但我们仍须不断地对传统思维观念进行检讨。司法机关应当采取合理的救济措施,公正高效地解决刑事受害人的民事权利请求,为受害人弥补损失,为社会伸张正义。当然,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之设置,事关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定位和复归,尚需理论与实务共同努力。